廉洁奉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其中的精神内涵契合中国GCD纪律建设的目标方向，对于塑造党员品格、推进党员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涵养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纪律建设面临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为了巩固群众基础、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党中央坚持“急”的基调、“严”的口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整促教，教整结合，塑造了清正廉洁的党内新风气。同时，通过广泛树立公仆模范、号召干部投身无产阶级劳动、引导人民监督政府等新举措，中国GCD有效增强了党员领导干部克己奉公的主动性。
总书记2021年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一重要嘱咐既是对当代中国GCD党员的基本党性要求，也是立足于中国GCD历史经验，对党的纪律建设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完善。回顾百年党史，党中央在不同时期阶段始终注重纪律建设，积攒了深厚的历史经验，为全体党员践行使命担当保驾护航。站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总书记强调党员同志要明德克己、廉洁奉公，更是彰显着高度的历史自觉，具有强烈的使命指向。其中，廉洁奉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精华，契合中国GCD纪律建设的目标方向，对于塑造党员品格、推进党员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涵养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初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必要性
纪律是指导和规范特定组织内成员行为的规矩，并且是有章可循，具有一定强制性和惩戒性特征的行动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在《GCD宣言》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和政治纪律，而政治纪律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这一重要论述为无产阶级建党和开展党建活动提供了原则性的遵循，在入党誓词中，也有相应的体现。此外，早在中共一大时期，民主集中制就成为党的一条重要政治纪律，《中国GCD第一个纲领》要求党员同志在被派驻外地工作时，必须接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党的下一级组织也要受上级组织的领导和工作指导。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不乏松懈堕落、丧失组织性、原则性、纪律性的党员在党内充当蛀虫。因此加强纪律建设是党组织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生命线，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作。党的XX大报告指出：“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就是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纠正既存的思想滑坡问题，防止潜在的思想动摇风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GCD由局部执政转向全面执政，党的纪律建设面临严峻的挑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GCD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预料的那样，“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周恩来同志也担忧“国家大了、官大了，很容易脱离群众。”果不其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暴露出以刘青山、张子善等人为代表的腐败分子贪图个人奢靡享乐，漠视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严重损害了党的光辉形象。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许多新发展的党员“思想作风极为不纯，还没有来得及给以有计划的教育训练”，而部分曾经为革命作出过贡献的老党员也“发展了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甚至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部分党员背弃入党时的誓言，守不住清正廉洁的底线，忘却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公与私之间选择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如果不纠正这些现象，党就会面临执政基础动摇，群众对无产阶级政权的认同度下降等更为根本性的危机。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反思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盛行的原因中，充分认识到纪律建设对于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廉洁思想，号召全党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思想为那些以胜利者姿态自居的党员敲响了警钟，反映出党的纪律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内部革命，不会因为民主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而止步。毛泽东同志认识到，在纪律建设的各项措施中，厚植廉洁奉公文化是巩固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基础，从根源上拒腐防变，为党员固本培元的根本保障。他指出：“GCD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一系列纪律建设举措中，廉洁奉公文化始终作为内在贯通因素，体现着中国GCD的使命追求。以构建廉洁奉公文化为目标，党的纪律建设才能深入党员的内心世界与灵魂深处，使其成果不局限于表面，真正起到改造人与重塑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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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针对党员干部不敢发动群众，不愿意向群众学习的突出问题，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做法是，着力加强群众路线教育，引导人民监督政府，搭建政府机关与公众双向互动的纽带。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向来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强群众工作更是中国GCD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害怕与群众面对面赤诚相见，民众如果对党的领导干部缺乏了解渠道，那么党将失去根基和命脉，沦为纯粹的官僚机构。有鉴于此，1950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定期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做法有利于将党员领导干部放在公众的视野下接受群众监督，进而“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这些措施制度不仅为党的领导干部打破公私壁垒，融入公共空间设置了刚性约束，还在柔性层面为党员干部解除惧众心理，提高克己奉公的主动性创造了激励条件，使其不在承平日久中消弭为人民服务的斗志，党的组织纪律在此之后焕然一新。
四、新中国成立初期廉洁奉公文化建设的价值启发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虽然十分丰富，但可以集中概括为一条——将讲政治与重品行结合在一起，赋予党员党性修养以廉洁奉公的为民服务品质。这不仅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心待定、百废待兴的现实需要，还开启了党的纪律建设的优良传统。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GCD厚植廉洁奉公文化的长期实践，党的纪律建设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宽阔的维度，党员队伍素质更加过硬、气质更加高昂，中国GCD的性质宗旨更加鲜明。以廉洁为准绳，党员干部持续不懈推进自我革命，以奉公为目标，越来越多的人民公仆形象纷纷涌现。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得以在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上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辟出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进程中行稳致远，顺利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新时代。
培育廉洁奉公文化是一场没有止境的长期战斗。之所以称其为战斗，是因为廉洁总是在反腐斗争中彰显其价值意义，奉公总是在抵制以公谋私的斗争中凸显其崇高伟岸，廉洁奉公始终离不开党员的自我革命。新中国一成立，胜利的骄傲情绪就占领了山头，导致贪污腐败和公权私用的现象不绝如缕，这个时候必须毫无顾忌地同这些腐化行为开战，坚决剔除滋生贪念私欲的因子。正如总书记在2024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的那样，“要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节俭朴素、谦逊低调，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永葆GCD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现实生活中，党员干部除了要保障自身清正廉洁、一心为公，还有责任维护所在党组织的风清气正。
对于全党而言，必须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坚定，把廉洁奉公的政治文化继续厚植到当代中国GCD立党执政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党的XX大报告指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必须面对的尖锐挑战。总书记将大党独有难题概括为六点——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大党独有难题就已经存在，每一点都与党的纪律建设息息相关。只有依靠广大党员秉持廉洁奉公的作风，把廉洁奉公的文化渗透到党员群众的工作生活日常，形成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才能确保全党始终坚守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防止个人私欲膨胀，保持党员同党的性质纲领规范要求高度一致，使党组织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